Jih-wen Lin. 2011. "The Endogenous Change in Electoral Systems: The Case of SNTV." Party Politics. 17(3): 365-84.
Electoral systems shape party systems by constraining voters? choices, but the choices voters make may also compel political parties to change the electoral system. Thus, an electoral system changes endogenously if the voters? choices it induces vary over time, and political parties are motivated by the voters' new choices to modify the electoral system. This article applies this logic to explain the change in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system. When SNTV fosters the formation of a dominant-party system, the ruling party needs to maintain steady economic growth so that enough resources can be turned into private goods to satisfy the majority of voters. But economic growth necessarily increases the anonymity of the voters, and hence the difficulty for the dominant party to garner votes using this strategy. The demise of one-party dominance and the shift in government power then urge some parties to replace SNTV with other electoral systems. This hypothesis is confirmed by the electoral reforms in Japan and Taiwan.
林繼文,2008,〈以輸爲贏:小黨在日本單一選區兩票制下的參選策略〉,《選舉研究》,第15卷第2期:頁 37-66。 (TSSCI)
許多人認爲,傾向於多數決選制的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不利小黨生存。其理由在於,小黨潛在的支持者在單一選區的選舉中採取了策略性投票,把選票轉給比較有希望勝選的大黨。本論文認爲,正是因爲策略選民在單一選區犧牲了小黨,所以小黨可以利用策略選民的補償心理,藉由參與單一選區選舉來鞏固其比例代表選舉的得票。不過,選民的補償心理因選區而異,小黨應該選擇選民比較不受恩庇體系所影響的選區參與單一選區的選舉。本論文以日本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四次眾議院大選爲案例,以單一選區爲分析單位,探討小黨如何選擇特定的單一選區參選,以達到「以輸爲贏」的目的。結果發現,選區的世襲議員人數越少、當選者的當選次數越少、策略投票的傾向越明顯、都市化程度越高、比例代表區的平均應選名額越多,小黨就越可能參與區域選舉,並導致參選人數的增加。這些發現透露了日本的小黨如何在對其不利的選制下求生存,也解釋了小黨爲何不若某些「感染效果」理論所預期地在大多數選區參選。本論文也說明,小黨在日本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下之所以能採取此種參選策略,和該國劃分出11個比例代表區有密切的關係。反觀選制和日本類似的台灣,全國只有一個比例代表區,小黨即使採取犧牲打的策略,換得的第二票也因選區過大而被稀釋,難以跨過當選門檻。
林繼文,2006,〈政府體制、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一個配套論的分析〉,《選舉研究》第13卷第2期,頁1-42。
不同的制度往往彼此鑲嵌,難以切割觀察。對於此問題,相關文獻常以「加總法」來探究制度配套的課題。本論文認為,採用此法可能會忽略制度配套對原有制度性質的改變。以中央政府體制和政黨體系的搭配為例,多黨制在內閣制之下可能縮短政府的壽命,但在總統制之下卻能助長行政部門的優勢。本論文根據既有制度論的研究發現,推演出幾項關於制度配套和政治效能的命題,指出兩黨制可能因內閣制或總統制而產生迥異的後果,而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選舉時程,對於總統主導下的府會關係則有關鍵的影響。對於經歷2005年修憲的台灣而言,正可運用這些命題來探討未來憲政運作的可能後果。由於此次修憲案設下了極高的修憲複決門檻,在可見的未來台灣將以半總統制和傾向單一選區制的選舉制度為主軸。此種搭配可能因為一致政府而享有高效能,也可能因為分立政府而導致嚴重的朝野對抗。行政與立法的改選時程,因而成為影響未來政局的關鍵因素。
林繼文,2005,〈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擇〉,《政治科學論叢》,第25期:頁 67-104。 (TSSCI)
當然,這篇論文本身就是運用計量方法來探索理性選擇的角色,所以如果計量方法有任何可議之處,這篇論文也不例外。就客觀資料來看,將理性選擇看做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霸權,的確如同海市蜃樓般的虛幻。然而,霸權可能不僅表現在對知識生產和再生產的支配上,更可能顯現在思想上的禁錮狀態:一個不滿理性選擇的學者,隨時要面對論文審查、升等續聘或申請研究計畫的查核;在匿名的學術慣例之下,審查人可能就是對手。這種主觀認知,很難用學術產品的性質來作量的判斷。運用理性選擇的人可能不多,但若其對重要學術期刊的影響較大,對研究資源的掌控力較強,就可能醞釀出這種心理上的被宰制狀態。所謂改造運動,或許就是要透過集體行動,解放躲在研究室或教室一角暗自嘆息自己不被重視的一群學術長工。
總之,認為理性選擇是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霸權,可能是虛假的印象。然而,就算有一天理性選擇真的成為學術霸權,這種霸權仍然可能是虛假的。因為,如果沒有對於個人偏好的深入描述、不能對行動意義進行人類學式地體悟,或無法像歷史學家般掌握人在進行抉擇時的進退維谷,理性選擇所提供的解釋就會是貧弱的,甚至是虛假的。正因理性選擇無法單獨成為經驗理論,才愈發凸顯其需要和其它研究途徑合作。也只有這樣,理性選擇才能發揮深遠的影響。